在明清文人的集体记忆中，苏州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位置。这不仅是因为苏州山川钜丽、风土清嘉；更为具体而感官的是麋鹿姑苏的吊古幽情、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闲隐君子的雅人深致，乃至衣服屋宇的穷极华靡、饮食器皿的备求工巧、俳优伎乐的恒舞酣歌、宴会戏游的殆无虚日等诸如此类的苏州物质文化与消费生活的城市印象。
在当时诸多的文人记忆中，与徐霞客并称为双子星座的人文地理学家浙人王士性，以其遍游全国的经历所作的如下评论：「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
在这一系列展览中，陈列的大都是明清工艺类文物，也就是在明末被杭人张岱艳羡为「吴中绝技」，被嘉兴沈德符列指为「时玩」的赖以成就文人闲赏优雅生活的「玩好之物」，让它们来口述历史，释放记忆，或更为真实而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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